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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漢中社會演變
      漢中地處中國兩大母親河長江和黃河之間,是長江的第一大支流漢水的源頭。北有秦嶺,南有巴山兩座大山,位于中國版圖的中央。漢初的蕭何對劉邦評說漢中道:“語曰‘天漢’,其稱甚美”。⑴漢中是中華先民最早棲息繁衍的土地之一,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古代巴蜀文化、秦隴文化、荊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匯地,具有極其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1994年國務院批準漢中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2006年CCTV中國魅力城市評選活動中漢中榮膺中國最佳魅力城市稱號,并獲得最具歷史文化魅力城市單項獎。生活、工作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們應該對這座城市輝煌悠久的歷史有一定的了解。

     一、史前文明時期的漢中,古代先民棲息繁衍之地
  漢中市境內分布的大量古人類文化遺址說明這里是中華大地上古人類最早棲息繁衍的土地之一。

       龍崗寺舊石器遺址
  自1929年首次在距漢中城以西六公里處梁山龍崗寺附近發現舊石器以來,幾十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區域多次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數以千計的舊石器,類型有砍砸器、石球、尖狀器、刮削器等,這些石器與大熊貓、劍齒象、羚羊等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相伴生。有關專家判斷龍崗寺舊石器的遺址年代為中更新世早期,絕對年代距今120萬年以上,早于藍田猿人遺址,是迄今發現陜西最早的舊石器文化遺址。這說明遠古洪荒時期我們古老的先民就在漢中這片土地上棲息繁衍,靠狩獵大熊貓、劍齒象、羚羊等一些大型哺乳動物生存。1986年中科院黃蔚文教授考察龍崗寺遺址時指出:“龍崗寺舊石器遺址是亞洲三大舊石器遺址之一”。1988年美國考古學家俄勒岡大學教授邁爾·阿金斯先生訪問考察龍崗寺遺址時評價道:“我從這里看到了中國文化的根源”。
除了龍崗寺舊石器文化遺址外,漢中境內還分布著更多的新石器時期的古人類遺址。

       李家村文化
  李家村古人類文化遺址位于漢中市西鄉縣城南葛石鄉和平村。這是一處新石器時期的古人類遺址。這一遺址位于漢水上游支流牧馬河南岸的第一臺地上,面積約 2.6萬平方米。1960~1961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兩次發掘,發現有房子、窖穴、陶窯、墓葬等遺跡以及石斧、石錛、石鏟、砥礪器、刮削器、陶罐、陶鼎、陶碗、陶盂、陶銼等一批文化遺物。其中的圈足碗、三足器、平底缽及扁平磨光雙弧刃石鏟等器物最具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征。還發掘出墓葬區1處,甕葬罐2個,房屋遺址1處,并有鹿角、獸骨等。
  據專家鑒定,一這遺址距今7000年以上,處于母系社會階段,屬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專家認為,“李家村文化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個較可靠的線索”,“是聯系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紐帶。”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將西鄉縣李家村遺址正式命名為 “李家村文化”,作為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標志。
在龍崗寺,除了有大量的舊石器時期的文物遺存外,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期的人類遺址。龍崗寺新時期遺址,分布在龍崗院以東50米,面積約7500平方米,分為墓葬區、居住區和制陶區等。1983年10月至1984年底,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墓葬區進行了發掘,清理了李家村文化時期墓葬7座,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墓葬423座。出土了人面壺,彩陶罐,船形壺,獸頭尖底瓶,人頭彩陶壺等文物三千余件。從地層上證實了李家村文化早與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龍崗寺遺址的發掘為研究我國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淵源、分期和發展脈絡提供了寶貴資料。

      何家灣遺址
  何家灣遺址位于西鄉縣城東北5公里的古城鎮三合村,在涇洋河右岸第二臺地上,高出河床約10多米。1980年10月—12月發掘,遺址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150米,總面積4.5平方米,發掘面積610平方米,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生產和生活用具600余件,并清理出仰韶文化時期的殘居住址20余處、灶坑一個,儲藏物品的窖穴115個及墓葬25座,是當時在陜南所發現的史前時期遺址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好、堆積層最厚、出土文物最豐富的一處遺址。1982年4月14日,在又一次發掘中,發現了一個完整的骨雕人頭像,這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工最早的一個骨雕人頭像,也是一件極為珍貴的骨雕藝術品。
紅崖壩遺址

  距何家灣遺址以東約0.5公里處還有紅崖壩遺址,這也是一處新石器時期的古人類文化遺存,其文化內涵屬于龍山文化。紅崖壩遺址晚于李家村文化和何家灣遺址。
李家村、何家灣兩處遺址中還發現了水稻遺存,年代早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水稻遺存,說明漢中地區是中國最早種植水稻的地區之一,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二、夏、商、周時期的漢中,西部各民族和諧共生之地
  得山川地理之優勢,夏、商、周三代時期的漢中是夏、周、羌、氐等中華古老民族和諧共生之地,古老的梁州是中華先民繁衍棲息的核心區域之一,是中華民族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也是中華農耕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漢中最早的地名是梁州。傳說堯舜時代天下分為十二州,梁州便是其中之一。十二州之說源于《尚書·堯典》的“肇十有二州”。西漢學者谷永(公元前?—前4年)最先把“肇十有二州”解釋為“堯遭洪水,天下分絕十二州”。現代學者顧頡剛(1893—1980年)在20世紀30年代以確鑿證據考證《尚書·堯典》乃漢代學所之作,“十二州”說是漢人影射漢武帝所置刺史部十三州而起,現在的秦漢史和先秦史學者大多從顧頡剛先生之說,否定了“十二州”是堯舜時代行政區劃制度的觀點。

  《漢書·地理志》說:“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漢書》的意思是說,堯時天下分為十二州,大禹治水之后將天下劃分為九州。大禹劃分的九州中,梁州便是其中之一。九州之說源于《尚書·禹貢》,據《尚書·禹貢》記載:“華陽黑水推梁州。”《尚書·禹貢》所說的華陽就是指華山之陽,大致就是今天的秦嶺以南地區。至于黑水是哪條河流,歷來史學家、地理學家有不同的解釋,至今尚無定論。《尚書·禹貢》中還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一句。有一種說法是指陜西城固的黑水。

  這里所說的梁州就是今天的漢中。后人考證因為漢中有梁山而得州名。大禹治水時也曾到過漢中地區。大禹是川西北北川人(一說是汶川人),他的故鄉距漢中很近,或許大禹治水就是從漢水開始的。據《尚書·禹貢》和《史記·夏本記》記載,大禹到嶓冢山,疏導沒水的源頭漾水,漾水東流為漢水。長江第一大支流漢水的源頭嶓冢山,曾有一石牛,石牛的背部和臀部有八個形如蝌蚪的字,有人揣測其字意為“番冢導漾,東流為漢。”可惜這八個字文革中被人鑿壞,如今只剩兩個半字。《尚書·禹貢》說大禹到嶓冢山治水時,“岷、嶓既藝”,意思說岷山、嶓冢山一帶已經進入到相當發達的農業文明社會,前面所講的新石器時代漢中的文明遺跡也證明了這一點。

  大禹劃分九州后梁州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之一。夏商周時期的漢中也是西部各民族和諧共生之地。夏商周時期漢中的西部生活著古老的羌人和氐人。

  羌人曾是古東方大族,形成于青藏高原地區,是古中原的地區最著名的民族共同體之一。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到春秋戰國之際,羌人族群在中原政治、經濟等領域始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華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周人的始祖姜嫄,是古羌人 “姜姓”部落集團的女性。《后漢書·西羌傳》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今天的陜南、甘南、川西北就是羌人聚居的核心地域。

  夏商周時期羌人的活動范圍很廣,商代羌之疆域廣大,大致據有今甘肅省大部和陜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帶,是商王朝“四邦方”之一。著名族群有“北羌”、“馬羌”等。其經濟生活仍以畜牧業為主。羌人也曾加入到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聯軍中。《后漢書·西羌傳》說:“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這里的羌指的就是生活在中國西部地區的羌人。

  氐人也是生活中國西部的一個古老民族。一般認為氐人源出于西戎,又有人認為氐人是盤瓠(盤古氏)之后。其種類繁多,或因居地而名,如巴氐、白馬氐、武都氐等;或由服飾而名,如青氐、白氐、蚺氐等。散居于今甘肅隴南、天水,陜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帶,在羌漢之間雜處。

  褒國是夏朝分封在漢中土地上的一個諸侯方國。據《史記·夏本記》記載,夏王朝建立后封大禹后裔姒姓十多個方國,其中有褒氏建立的褒國。據南北朝時酈道元的《水經注》記載,最初的褒國領土非常廣闊,古南鄭縣地都是褒國的領土。自夏朝經歷商朝直到周朝,褒國一直能沿續下來,說明夏、商、周初的褒國是比較強盛的。西周末年,褒國曾為周幽王貢獻了一笑傾人國的美女褒姒。從褒姒這一美女的姓名中可以推斷她是大禹的后代,出生于褒國王室,并非一般的鄉野村姑,更不是錢文忠教授所說的是一位姓褒的大娘。也許是遠離家鄉,告別親人,進入周天子王宮的褒姒終日憂傷悶悶不樂。周幽王為討褒姒的笑顏烽火戲諸侯,導致諸侯離心,犬戎東侵,周幽王身首異地,褒姒也被犬戎擄走。《華陽國志蜀志》曰:“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水經注·沔水》曰:“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褒國也日漸衰微,后以彈丸之地茍延殘喘到戰國周顯王時期被南面的蜀國所滅。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漢中,蜀、楚、秦文化交融之地
  南鄭這一地名出現的也比較早,應在春秋初期,(公元前770后)。南鄭與今陜西華縣有著淵源關系。西周時期的鄭國在今陜西華縣。周幽王為博褒姒一笑,烽火戲諸侯,導致犬戎東侵。不僅周幽王自己身首異處,還連累鄭國的鄭桓公被殺。鄭桓公之子鄭武公保周平王東遷有功,平王封鄭武公在古鄶地重建鄭國,其都城曰新鄭。據《水經注》所引的佚書《耆舊傳》記載:“南鄭之號,始于鄭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鄭為稱。”鄭桓公死后,鄭國一部分臣民翻越秦嶺,南遷到山青水秀的漢水之濱,在今漢中的漢水之濱聚族而居,并將其所居之地取名南鄭,以示不忘其根。古褒國存在的同時,公元前770年以后又有來自關中地區的鄭人開發漢中,并且褒國人與鄭人能和平共處,共同生活在漢水上游這片土地上。

  據《華陽國志·漢中志》記載:春秋時期漢中一度是庸國的屬地。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庸國的老冤家楚國聯合巴國、秦國滅了庸國,將其土地分給秦和巴國。
戰國時期是漢中歷史上重要的文化融合時期。北面的秦國人,南面的蜀國人,東面的楚國人先后進入漢中,并反復展開對漢中的爭奪,秦、楚、蜀文化在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

  戰國初期,秦國的勢力進入漢中,《史記卷·六國年表三》記載:秦厲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國的“左庶長城南鄭。”這是歷史上關于漢中最早的建城記錄,這也說明秦人征服了漢中并鞏固了在漢中的統治。

  秦厲共公死后,秦躁公即位,秦國的政治軍事都走了下坡路,秦人統治下的南鄭發生動亂,南鄭人暴動反抗秦人的統治。蜀國人乘虛而入,向北奪取南鄭。秦國人稍稍恢復實力之后又發動了奪取漢中的戰爭,并從蜀國人手中奪回了漢中。《史記·秦本記》記載:“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鄭。”這一次秦國雖然奪取了漢中,但是并沒能控制多長時間。《水經注·沔水》曰:“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周顯王于公元前369年——365年在位,這幾年中漢中再次落入蜀國人之手。稍后,強大的楚國人又西進奪取漢中。《史記·秦本紀》說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時“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楚國人對漢中的統治也很短暫,楚懷王時期,楚國對秦國的的戰爭連連失利,被秦人奪去漢中。《史記·秦本記》曰,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水經注·沔水》曰:“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這兩本史書記載秦設漢中郡的時間相差一年。在秦國奪取漢中郡之前,秦國已經占領漢中的部分地區,至少秦國已經有漢中郡西部的南鄭。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國發動了對蜀國的兼并戰爭。戰爭的原因是由巴、蜀兩國的矛盾引發的。綜合《華陽國志》、《史記》、《水經注》等書的記載,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國為了打敗老對手巴國,決定先滅了巴國的盟國苴國。苴國原本是蜀國分封的一個諸侯國。周顯王時,開明氏蜀王第五世尚“別封其弟于漢中,號苴侯”。以土費城(今四川省廣元市昭化鎮)為都邑。在當時苴國在四川所擁有的地域面積僅次于巴國和蜀國。但是蜀國分封了苴國卻給自己樹了個強勁的敵手。苴國常常與巴國聯合與蜀國對抗。苴國向巴國求救,但巴苴聯軍還是被蜀國打敗。于是巴國、苴國派使者向秦國求救。本來在巴蜀與秦國之間隔著楚國占領的漢中,楚國一直想攻入巴蜀,而苴國由于地處進入巴蜀腹地的要道,把守著劍門,首當其沖,與楚國發生多次戰斗,結仇很深。此次,苴、巴兩國危難,鄰國中能夠與蜀國一較高低的只有秦、楚。苴侯考慮楚國與自己土地相鄰,又一直想吞并自己,求楚無異于引狼入室。就請求秦國救援自己。而蜀國也派使者到秦國,提出與秦結為盟國,目的是為了使秦國不出兵幫助苴國。
      秦惠王對苴、蜀的要求都答應了,分別收下了兩國的厚禮,讓兩國的使者歸國。秦惠王用兩國的禮物與韓國議和后,派張儀、司馬錯、張若、都尉墨率領秦國的精兵火速入川。秦軍很快就經過金牛道進入四川,通過苴國把守的劍門,向蜀國的都城成都進發。對于秦軍的突然出現,蜀王十分吃驚。對于秦國的不守信用,蜀王十分氣憤。于是,蜀王親自領軍與秦軍交戰。但由于秦軍已過劍門天險,氣勢正盛,蜀王在葭萌(今四川劍閣東北)戰敗,被秦軍殺死。張儀、司馬錯接著占領成都,蜀國滅亡了。張儀又借苴國與巴國勞軍之機,一舉滅亡了巴國和苴國。秦國盡收巴蜀之地。張儀和張若還主持修建了新的成都城。由于蜀王室在蜀國還有很大的影響力,于是秦惠王采用羈縻蜀國的辦法,將蜀國降格為侯,任命蜀王的兒子為新的蜀侯,任命張若為蜀相,管理蜀政。秦國滅蜀之戰中還流傳了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金牛糞金”的故事。《水經注》卷二十七引來敏《本蜀論》的記載:“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
      一些學者認為漢中之名由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奪取楚國之地設漢中郡而來的,陳顯遠先生編著的《漢中地區名勝古跡》一書即持此說,筆者不以為然。漢中之名的出現應早于公元前312年。《史記·秦本記》記載,“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鄭。”《史記·秦本紀》又說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時“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 由此可見漢中之名出現于公元前387年之后至公元前361年之前,楚國人占領南鄭期間因水名而設的地名。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設漢中郡時早已有漢中之名,秦只不過是因襲舊名而已。秦國建立的漢中郡土地面積是極其廣袤的,它包括今天的陜西漢中、安康及湖北十堰等地區。

  從秦惠公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87年)到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的半個多世紀,漢中是一塊戰火頻仍的土地。

      四、秦漢時期的漢中,大漢王朝龍興之地
  秦王朝統一六國之后,實行郡縣制,將天下劃分為三十六郡,其中有漢中郡。《漢書·地理志上》說秦王朝設立的漢中郡轄西城、旬陽、南鄭、褒中、房陵、安陽、成固、沔陽、錫、武陵、上庸、長利等十二縣,郡治在西城(今陜西安康市)。這十二縣所轄地域面積極廣,相當于今天陜西的漢中、安康、商洛三市的全境及湖北西部十堰部分地區。

  在秦末農民起義中崛起的項羽、劉邦軍隊攻入咸陽,推翻秦王朝后,按項羽、劉邦等諸侯與義帝的約定,先入關中者應當做關中王,劉邦應該做關中王。然而項羽進入關中后卻食言違約。《史記·高祖本紀》曰:“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并將關中一分為三,分給秦國的三個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項羽意識到劉邦將是他日后強勁的對手,為了防范劉邦與自己爭奪天下,將他封為漢中王。看起來劉邦得到的封地很大,擁有陜南、巴、蜀廣袤的土地,但這些地區當時非常閉塞、荒涼、落后,并且道路崎嶇險峻。劉邦前往南鄭上任時,項羽派了三萬軍隊尾隨劉邦,監視劉邦軍的行動,直到劉邦大軍進入通往南鄭的褒斜道并放火燒了棧道,表示再也沒有向東爭天下的意圖,項羽才放心率軍東歸返回彭城。

  劉邦到南鄭即漢中王位后僅數月,便聽從相國蕭何之策,筑壇拜韓信為大將軍,并用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從陳倉道出秦嶺,迅速平定三秦,占領關中。劉邦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平定三秦,奪取關中,除了民心向背而外,與漢中及蜀地的富庶,有充足的戰略物資資源有關。漢中川道地區土地肥沃、氣候溫潤、物產豐饒、盛產稻米。自秦人占領蜀地后,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的廣闊土地成為旱澇保收的良田。秦末的戰火并沒有燃燒到漢中和四川,漢中盆地和成都平原積累了大量的戰爭資源糧食。這是劉邦敢于發動滅楚戰爭的物質基礎。

  劉邦駐軍漢中期間,蕭何、曹參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山河堰,灌溉了漢中盆地萬頃良田,也為后來漢中的農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后世使用的褒惠渠就是基本上是沿山河堰舊線修筑的。

  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劉邦向三秦進軍的軍隊中,有一支來至大巴山深處的賨人的隊伍。賨人是古代巴人的一支。巴人是今天土家人的先祖。賨人在楚漢相爭、統一天下的過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華陽國志·巴志》說:賨人在閬中人范目統率下,手執弓弩、板楯(由于賨人常用板凳為盾牌,所以又稱板凳蠻)高唱戰歌,跳起激越的巴渝舞,向三秦軍沖殺,所向披靡。劉邦建立漢王朝后,封范目為長安建章鄉候,意在留住這支賨人軍隊護衛長安。但賨人思鄉心切,劉邦只好將范目改封為度沔縣侯,讓賨人回歸故里。后來范目率領的這支賨人軍隊長期駐守漢中,融入漢中當地居民中。

  劉邦、韓信率軍征戰關中時,蕭何積極做收服巴蜀、穩定漢中的工作,并籌集軍糧及軍用物資,做好后勤保障。劉邦、韓信之所以能迅速平定三秦、占領咸陽,與蕭何的后勤工作和巴蜀、漢中充足的糧草供應有密切的關系。漢中是劉邦創建大漢王朝的龍興之地。

  劉邦走出漢中后的五年之內,經過反復爭奪,于烏江一役逼得項羽自刎烏江,最終消滅了項羽集體,統一了天下,建立了強盛的大漢王朝。項羽統一天下,建立了強大的漢王朝,用“漢”字的旗號統一了天下。漢承秦制,沿襲秦王朝的區劃設有漢中郡,治所在西城(今陜西安康市)。漢中郡隸屬于十三州刺史部中的益州。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木蘭花慢·呈張仲固帥》一詞中贊道:“漢中開漢業。”

  后來漢王朝多次對外用兵,武力震懾域外,加之漢中人張騫通使西域,使漢王朝名揚四海,后世外國人只知有漢,不知其他王朝。漢朝之后中國人也以自稱漢人為自豪,于是漢又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民族的名稱了。可以說漢族得名于漢中。

  西漢末年新莽時期改漢中郡為新城郡。新莽末年,天下紛擾,群雄并起。四川的公孫述自稱輔漢將軍兼領益州牧。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 (公元25年),公孫述又在成都自立為帝,國號“成家”,年號龍興。公孫述勢力多次進入漢中。漢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南陽人延岑率軍占據漢中王劉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劉秀派固始侯李通率軍打敗延岑,收服漢中,延岑逃往成都投靠公孫述。東漢王朝將新成郡重新更名為漢中郡,并將郡治由西城遷至南鄭。東漢時期的漢中郡轄南鄭、褒中、沔陽、成固、西城、安陽、錫縣、上庸、房陵九縣。東漢時期漢中郡雖比西漢時期少了三縣,是因為政區的合并,漢中郡的面積并沒有減少。漢中郡面積發生重大變化的時間是漢末建安到曹魏黃初年間,漢中郡分化出了房陵、西城、上庸三郡,漢中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政區格局。

  東漢末年,外戚、宦官專政,朝政混亂、政治腐敗、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終于激發了黃巾起義。從此東漢進入諸侯爭霸、軍閥割據的時代。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益州牧劉焉覬覦漢中,派張魯與張修率兵攻打漢中,打敗漢中太守蘇固,占領了漢中。后張魯殺死張修并奪張修部眾占據漢中。劉焉死后其子劉璋立,張魯擺脫劉氏的控制自行政事,劉璋殺死張魯的母親和兄弟,張魯與劉璋徹底翻臉。張魯也不服從東漢中央王朝統治,多次殺害東漢朝廷使臣。東漢中央也無力征討,只好任命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寧。這樣漢中就出現了漢寧這一名稱。漢寧這一地名中,寄托了人們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安寧的美好愿望。張魯用五斗米教治理漢中時,漢中人民卻過了幾年和平寧靜的生活。

  漢武帝時期漢中城固人張騫奉詔出使西域,歷經十四載,經歷無數艱難困苦,終于回國,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的情況。張騫打開西亞、歐洲的聯系,使中國了解了世界,也使世界了解了中國。張騫是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東漢后期的漢中城固人李固,曾官至太尉,位居三公。李固為人忠義耿直、為官清正廉明。在東漢后期宦官、外戚交替當權的時代,李固不畏強權,敢于直言,被譽為“北斗喉舌”、“耿直派領袖”。后被外戚大將軍梁冀殺害并暴尸京師街頭。
五、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漢中,戰火兵燹頻發之地

  曹操平定關西軍閥馬超、韓遂后,經過三年休整,勢力大增。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率軍經陳倉道過河池(今陜西鳳縣)進攻張魯。七月,曹軍兵至陽平關(今陜西勉縣老城西)。主張抵抗的張魯之弟張衛糊里糊涂地打了敗仗,張魯只好投降曹操。關于張衛的失敗,非常偶然。史書上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曹操的大將夏侯惇、許諸率兵攻陽平山上的敵營,久攻不克,夜晚呼喚山上士兵撤軍。撤退的兵士糊里糊涂地闖進了張衛的軍營,張衛軍大亂,不戰而潰,張衛連夜逃回漢中。另一說是張衛憑借陽平關的工事和山勢阻擊了曹軍,曹操束手無策。加之軍糧將盡,曹操準備撤軍。就在曹操撤軍前的一個夜晚,一群麋鹿闖進了張衛軍大營,張衛軍大亂,曹操部將高祚的部隊與張衛亂軍相遇,高祚擊鼓吹號,張衛大驚,以為被曹軍包圍,不戰而降。曹操占領漢中后仍將漢寧郡改作漢中郡,命大將夏侯淵、張郃鎮守漢中,自己班師回鄴城。

  建安二十三年,已占有益州的劉備率軍攻漢中,與夏侯淵、張郃在陽平關對壘,一時難以克敵。第二年春,諸葛亮增兵漢中,劉備大將黃忠于勉縣定軍山斬夏侯淵,曹軍大敗。曹操自長安引軍經褒斜道馳援漢中。劉備據險堅守不戰,曹操軍隊士兵逃亡甚多,只好撤回長安。于是劉備據有漢中,并于這一年七月稱漢中王。之后的三十多年間漢中一直是諸葛亮、姜維北伐的前進基地,也是千古名臣諸葛亮長眠之地。

  兩晉南北朝是個社會政治動蕩不安的歷史時期,期間漢中政權幾度易主,漢中地名也幾經改變。公元350年,氐人在長安建立了前秦政權,東晉寧康元年(公元373年)前秦軍攻占梁州,東晉政權在襄陽僑置了梁州,名同虛設。公元383年秦晉淝水之戰,前秦大敗,其國勢迅速敗落,東晉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晉將軍楊銓期打敗前秦的梁州刺史潘猛,東晉政權又收復了梁州,并在梁州僑置了秦州。秦州原在上邽(今甘肅天水)。西晉敗亡之后,大片國土淪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手中,東晉政權又一直無力恢復,只好在其統治區域遍設徒有其名的僑置州郡。據《南齊書·州郡志下》記載,東晉隆安二年(398年)“郭銓始為梁、南秦州刺史,州寄治漢中”。其后的南朝的宋、齊政權沿襲東晉的做法,在漢中僑置南秦州,所以歷史上漢中又有南秦州之稱。不久北朝的西魏政權占領漢中,于西魏廢帝三年(554年)改漢中的南鄭縣為光義縣。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漢中,是戰火兵燹頻仍,政權更替頻繁,人民災難深重的紛爭之地。

      六、隋唐時期的漢中,溝通西南、西北、中原的樞紐城市
  隋代周禪統一中國后,隋文帝楊堅統一全國,為避其父楊忠之諱,于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漢中郡為漢川郡。光義縣又恢復南鄭縣之縣名。光義縣、漢川郡是漢中歷史上非常短暫的名稱。

  唐初根據中國山川的自然走向劃分全國政區為十道,其中有山南道。山南道的范圍涵蓋古荊州、梁州的地域。漢中即屬山南道。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王朝又將隋朝改名為漢川郡的漢中改稱梁州。并設置梁州總管府,管轄梁、洋、集、興四州。

  唐玄宗登基后,將全國政區重新調整為十五道,分山南道為山南東道和山南西道,山南西道的治所就在梁州。梁州轄南鄭、褒城、城固、西縣、三泉等無縣。開元十三年,朝廷以“梁”、“涼”二字音相近,將梁州更名為褒州,開元二十年又恢復為梁州。武德元年從梁州中分出西鄉、黃金、興勢建洋州,洋州一度又改稱洋川郡。梁州、洋州二州所轄的面積略小于今天的漢中市。

  唐代的漢中雖然依舊處于秦嶺、巴山兩座大山封閉之中,但由于歷代漢中人對向外道路的修筑,使漢中成為東達荊襄、南通巴蜀、西連甘隴、北接中原交通樞紐城市,也是唐帝國秦嶺以南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重鎮。

  公元784年,涇原兵變,叛軍占領長安,朱泚稱帝。唐德宗李適經灙駱道過洋州倉荒逃到漢中。李晟等將領平定叛亂后,李適回到長安后下詔改元興元,改梁州為興元府。據《資治通鑒》說:“用帝王年號令府名始此。又升南鄭為赤縣,又日次畿縣,與京畿長安縣同等”。

  公元880年11月,黃巢起義軍攻取東都洛陽,占領潼關,12月攻陷長安,唐僖宗帶隨從倉惶出逃,經陳倉道過河池(今陜西鳳縣),于次年元月到興元,后由米倉道入蜀。

      七、兩宋時期的漢中,商業都市、軍事重鎮
  宋取得天下后將全國劃分為二十四路。宋太宗威平四年(1001年)置利州路,治所在興元府。南宋紹興十四年間(1144年),又將利州路分為東西兩路,東路治所依舊在興元府,西路治所設在興州(今陜西省略陽縣)。

  北宋時期國土面積與唐朝強盛時期相比差距太遠,此時的陜西已成大宋王朝的邊陲。陜北與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接壤,陜南的漢中向西北不遠是吐蕃人占領的河湟地區。

  宋代是漢中農業重大發展時期。西南大學講授馬強博士在《論宋元至明清漢中盆地農業經濟的發展》一文中對宋代漢中的農業發展狀況做了詳盡的論述:一,政府以興修水利為先導,興修水利工程,恢復山河堰,修建五門堰。二,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推廣兩熟水稻的種植。三,推廣冬小麥的種植。四,駐軍屯田、營田,發展糧食生產。由于農業的發展,北宋至南宋早期漢中是宋王朝統治區域中非常富庶的地區。

  宋代,茶樹是秦嶺以南普遍種植的經濟作物,茶葉產業也是當時興元、洋州的支柱產業。蘇轍在《欒城集》中說:“洋州(今陜西西鄉、鎮巴、洋縣、佛坪)、金州(今陜西省安康市)人戶以種茶為生”。種茶的農民有專門戶籍,官府稱之為“園戶”,就是宋代的“種茶專業戶”。茶葉生產是園戶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的生存基礎。漢中的興元府和洋州是距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最近的產茶區之一,因此興元府、洋州和陜南其他州縣所產的山南茶與蜀茶一道成為宋王朝與西部少數民族進行茶馬貿易的重要物質。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五月,宋軍在王韶指揮下收復河、隴地區,宋王朝合并熙州、河州(今甘肅臨夏)、洮州(今甘肅臨潭)、岷州(今甘肅岷縣)及通遠軍(今甘肅隴西)設置熙河路,升遷王韶為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由于新設的熙河路人口較少,沒有什么稅賦收入,王韶軍隊的后勤給養全靠鄰近州郡供給。開放邊境貿易是朝廷為西北前線籌措軍費的一種辦法。熙寧七年,王韶建議在熙河實行茶馬互市。王韶說:“西人頗以善馬至邊,請趣買茶司買之”。宋王朝這樣采納了王紹的建議,在熙河等地設買馬場,在四川、陜南等產茶區推行“榷茶法”,由把政府統一收購的茶葉運至熙河地區換取馬匹。漢中靠近甘隴,宋朝就近以陜南茶、川茶換取馬匹,以充軍用,漢中成為茶馬互市的茶葉重要集散地。這就是《宋史》中所說的“漢中買茶,熙河易馬”。因為茶馬貿易及其他商業活動的開展,漢中成為宋王朝少數年稅收超過十萬貫的城市之一,是宋王朝重要的商業都市。

  南宋時期的漢中一直是抗金與抗元戰爭的前線。1127年滅亡北宋后并沒有鳴金收兵,而是乘勢南下西進攻陜西及江南。建炎四年(1130年)秋,張浚調動五路宋軍在富平與金軍展開一場大會戰,結果宋軍大敗,丟失了關中大部分州縣。宋軍撤退到興州(今陜西略陽)、和尚原(今陜西寶雞西南)、大散關(今陜西大散關)及階州(今甘肅武都)、成州(今甘肅成縣)等地,重行設防,以阻金軍。富平之戰失利后,和尚原成為金軍入川的主要障礙。和尚原是從渭水流域越秦嶺進入漢中地區的重要關口之一,在大散關之東,地勢險要,屬川陜之首要門戶,位于寶雞西南20公里,其地勢之險要與大散關不相上下。金軍為了打通進入漢中的門戶,決定進攻和尚原。

  紹興元年(1131年)五月,金軍將帥沒立率部出鳳翔(轄境相當今陜西寶雞、岐山、鳳翔、麟游、扶風等地),烏魯、折合從階州、成州出大散關,屯兵北上,進攻吳玠軍,兩路金軍企圖在和尚原會師。吳玠命令諸將列成陣勢,利用有利地形,輪番向先到達的烏魯、折合率領的金軍攻擊。金軍欲戰不能,欲退無路。和尚原一帶盡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金軍的騎兵全都失去了威力,只好棄騎步戰。宋軍在吳玠的統領下與金軍展開了生死搏斗,大敗金軍。退到黃牛一帶的金軍,立足未穩,又恰遇上大風雨,金軍士氣不振,無力發起進攻,只得狼狽逃竄。同時,沒立所率金軍在箭筈關方向發動的進攻,亦為吳玠部將楊政所擊退。紹興元年(1131年)十月,金軍在金兀術的率領下,猛攻和尚原駐守的宋軍,吳玠則命令諸將挑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弓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金軍不利,丟掉武器退卻。吳玠抓住有利戰機,派遣奇軍從兩旁襲擊,阻斷金軍運糧通道,金軍陷入困境,金兀術見勢不妙,奪路逃遁。吳玠乘勝追擊,于神坌一地設兵伏擊,金軍大亂,宋軍星夜出擊,大敗金軍。金兀術中箭負傷,狼狽逃走。和尚原一戰,俘獲金軍頭目300余人,甲士800余人,繳獲器甲數以萬計,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金天會十一年(南宋紹興三年,1133年),和尚原之戰后,金人無法越過吳璘把守的和尚原直接進攻漢中和蜀地,于是迂回商洛,進攻金州(今陜西安康),奪取安康后又進攻當時漢中管轄的饒鳳關。知興元府劉子羽急派統制官田晟率兵扼守饒風關,以阻擋金軍來路,并馳報吳玠請援。吳玠當即率部自河池(今鳳縣)日夜兼程300里趕至饒風關。吳玠令所部及前來增援的洋州(今陜西洋縣)義士與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彥所率八字軍共3萬余人,憑借險要地勢,以強弓勁弩,輪番發射,頑強堅守六晝夜,金軍傷亡慘重。十一日,吳玠部下一軍校降金,引金軍自蟬溪嶺繞出關后,夜襲宋軍郭仲荀部,占領山寨,爾后乘高下瞰饒風關,以一部精兵攻宋軍背后。宋軍腹背受敵,被迫敗退,吳玠收余部退守西縣(今陜西勉縣西),王彥率軍奔達州(今四川達縣市)。十三日,金軍攻入興元府(今陜西漢中)。劉子羽焚其城,率余部退至三泉(今陜西寧強西北)。
 
  吳玠料金軍糧草難繼,不能久駐,遂回師河池,準備斷其歸路。果不出吳玠所料,金軍因野無所掠,糧草不繼,加之疾病流行,于四月初引兵北撤,吳玠乘機派兵于武休關(今陜西留壩東南)襲擊金軍后隊,金軍不備,被斬及墜澗死者數千人,丟棄所獲輜重而去。王彥乘勢收復金州。

  在這一系列戰役之后,金軍無力進攻四川。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雙方達成和約:1、宋向金稱臣,金冊宋康王趙構為皇帝。2、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陜西寶雞西南)為界,以南屬宋,以北屬金。宋金一度形成戰略對峙局面,秦嶺就成了宋金軍事對峙的前線。漢中則成宋王朝為抗金的一線城市。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春,偉大的愛國詩人陸游受四川宣撫使王炎之邀擔任四川宣撫使司干辦公事兼檢法官來到漢中。不久王炎被召回朝旋即遭罷免,陸游也被調回成都路府安撫司任參議官。滿懷一腔抗金豪情的陸游無奈地離開漢中,內心十分惆悵,他在《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中吟道:“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南宋后期,金軍和蒙古軍隊曾兩度攻入漢中城,對漢中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蒙古人的崛起使中國北方的金王朝受到嚴重的威脅,同時也使宋金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宋寧宗嘉定四年(1211),金中都(今北京)被蒙古大軍包圍,宋、金之間使節不通,南宋停止了原先規定的每年向金輸送的歲幣。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遷至汴梁。金王朝遷都前后,曾兩次向南宋朝廷索要所欠的歲幣。南宋許多大臣主張乘金危機衰弱之際,撕毀與金的不平等條約,停止向金輸送歲幣,用節省的歲幣加強國防。認為向已經快滅亡的金朝稱臣納幣無異于“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后因蒙古大軍主力西征,減輕了對金王朝的壓力。金王朝因蒙古人的南侵丟失了大片國土,想從宋朝得補償,因而大肆南侵。金宣宗自以為“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余力”,以宋王朝停止納幣為借口,于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全面發動對宋的戰爭。詩中所說的“自從鐵騎落武休”指的是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金人攻入興元、洋州之戰事。據《宋史·寧宗紀》和畢沅的《續資治通鑒》記載: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正月甲午日,金軍在大將完顏白撒率領下,進攻鳳州城,守城宋軍將領棄城而逃,金軍攻破鳳州城夷平鳳州。興元都統吳政率軍與金軍戰于黃牛堡,吳政寡不敵眾,戰死在黃牛堡。二月癸卯日,金軍乘勝由連云道進攻武休關。金人進攻時,宋軍武休關守將繼任的興元都統李貴沒做什么像樣的抵抗就棄關而逃,金軍輕而易舉地攻陷武休關。武休關失守后漢中門戶洞開。看著興元無法堅守,利州路提刑兼代理興元府知府趙希昔棄城而逃。金兵對興元老百姓殘暴地燒殺搶掠。金人又進攻洋州,守將蔡晉卿未能抵擋住金兵。金兵攻陷并焚毀洋州城。金兵進攻勢頭迅猛,還未進入到大安軍,嚇得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從利州(今四川廣元)向成都方向遁逃。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等人率部在大安軍(今寧強陽平關鎮擂鼓臺村)伏擊金人,殲殲滅金軍精兵三千人,并俘獲金軍將領巴圖魯安。金人在大安軍之戰失敗后,陸續從興元和洋州撤軍。
  遭金軍洗劫后不久。宋軍內部在興元又爆發了軍士張福、莫簡領導的兵變,這次兵變中的叛亂士兵對興元及四川許多地區再次洗劫,漢中及四川百姓的苦難雪上加霜。
漢中經過金軍和張福、莫簡叛軍洗劫后的十余年后,再次遭到蒙古鐵騎的蹂躪。據《宋史·本紀第四十一》和畢沅的《續資治通鑒·宋紀165》記載: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年)五月,窩闊臺在官山九十九泉(今內蒙古自治區卓資縣北灰騰梁)召集諸王、大臣商議伐金之策。拖雷在會議上轉述了金降李國昌借道興元沿漢水下湖北轉攻金朝河南之地的建議,李國昌說:“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蒙古大汗窩闊臺采納了李國昌的建議,由拖雷率蒙古右路軍發兵寶雞,進攻大散關,借道漢中攻金。拖雷派使臣速不罕前往宋軍營中提出借道要求,宋軍御前中軍統制張宣殺了速不罕。八月,拖雷率三萬騎兵越過大散關,攻破鳳州城。攻下鳳州后蒙古人又分兵一路直趨華陽,攻陷洋州城并對洋州實施了殘酷的屠城。拖雷又派兵佯攻武休關,從山間的陽明小道和黃竹小道繞過武休關,直撲興元。駐守武休關的權興元都統潘福聽說蒙古軍出現在自己的后方大驚失色、無心守關、倉皇潰逃,使興元府成為一座孤城,很快落入蒙古人手中。興元知府郭正孫帶領數十萬民眾朝米倉山方向撤退。撤退途中在沙窩與蒙古軍遭遇,郭正孫力戰身亡,隨行百姓慘遭蒙古鐵騎屠戮,據《續資治通鑒·宋紀165》記載,這場遭遇戰中,“死于沙窩者數十萬。”詩人在詩中對這場戰火描述道:“君不見當年劫火然,攜老扶幼奔南山。”詩人描述了這場戰爭中蒙古人最殘酷的殺戮,“七八千兵同日死。”畢沅的《續資治通鑒·宋紀165》還說,蒙古人屠城洋州、興元后,深入四川腹地,“破城寨百四十而還。”

  經歷了戰火兵燹后的漢中,一片荒涼、破敗、蕭條,即使是最美好的春天,也是“道傍人荒鳥滅沒,獨有梨花伴寒食”,了無一點生機。人民的生活極為艱難,因蒙古人的殺戮、焚燒,漢中城鄉一片瓦礫,幾乎沒有完整的房屋,所以詩人說:“八口同,半間屋”。為了防備蒙古人再次入侵,戰后的漢中人的賦稅、徭役負擔更加沉重,婦女們顧不得梳洗,蓬頭垢面,夜間織布縫衣,準備軍需物資,“三人共,一碗燈,通夜紡績衣。”白天還“荷畚鍤填濠”,修筑城墻和軍事工事。據明清《漢中府志》及《南鄭縣志》記載:“宋嘉定十三年徙筑今城。”原漢中城是秦厲共公時期所筑,在今城東北二里(即今市區新橋一帶)男人們則穿上軍裝、拿起武器上前線戍守邊疆。

      八、元、明、清時期的漢中,被邊緣化的地區
  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秋,蒙古窩闊臺汗遣皇子闊端和曲出率軍攻宋,宋蒙戰爭全面爆發。闊端軍率先發動了對南宋四川的進攻,首先攻陷沔州,但在進攻大安軍時受挫。次年秋,闊端率蒙古軍從蜀口大舉侵宋,經過血戰,漢中終于失陷。
兵燹之后的漢中城毀村廢,田園荒蕪,人民離散,一片凄涼蕭條景象。宋蒙之戰后的幾十年間,漢中依然破敗荒涼。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秋,詩人汪元量來到漢水之濱的興元府,看到在野蠻的蒙古鐵騎蹂躪下,這座千年古城毀于戰火,破敗不堪,寫了《興元府》一詩記敘了兵燹后的興元府的慘狀:
  秋風吹我入興元,不馬荒郵倚竹門。詩句未成云渡水,酒杯方舉月臨軒。山川寂寞非常態,市井蕭條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餓死棄兒孫。
從這首詩的描述中我們知道經歷了南宋末年的戰亂之后,當年地位僅次于長安的的赤畿興元府如今已失去了往昔的繁華輝煌,敗落得如同一個破舊的村莊。
元初的行政區劃有路、府、州、縣四級。以路轄府、府轄州、州轄縣。元人占領漢中后,合并利州東路和利州西路為元興路,其管轄的區域也隨之擴大。后元王朝又建立行省,興元路隸屬陜西行省。

  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農民起義軍領袖明玉珍在重慶稱隴蜀王,仍奉"宋"為國號。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在重慶稱皇帝,建國號“夏”,改元“天統”,以重慶為國都,正式建立了大夏政權。大夏政權曾攻占四川大部分地區并確立自己的統治。元至正二十二年,大夏將領明二曾率軍一度攻占漢中。后又被元軍奪回。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明朝大將徐達率軍進攻略陽、沔州,并遣部將金興旺、張龍由連云棧攻興元。五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開城投降。明軍收復興元,徐達派金興旺、張龍鎮守興元。六月,改興元路為興元府。七月,大夏皇子明升、將領吳友仁率軍數次進攻漢中,被明守將金興旺及徐達派遣的傅友德所率增援軍隊打敗。明洪武四年(1371)大夏政權被朱元璋所滅。

  明代改元代行省之稱,設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領天下府、州、縣及諸司衙門。又設置十五都指揮使司以統領各衛所軍隊。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在西安設陜西承宣布政使司,改興元府為漢中府,隸屬陜西布政使司。人民已習慣把布政使司稱為省。清初陜西省下設陜安道,治所南鄭,轄漢中、興安兩府。漢中府所統轄的地域大致與今天的漢中市相同。

  元代以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向東、向東南轉移,漢中的繁華與輝煌也成為歷史,已不再是國內舉足輕重的城市。明、清兩朝先后建都在南京、北京,明、清時期的經濟命脈的江南,政治中心在北京,文化繁榮在江南,遠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漢中,已逐漸被邊緣化。漢中已不再是國內舉足輕重的城市,雖然此時的漢中依然土地肥沃、山水清秀、氣候溫潤、物產豐饒,在農業文明時代是最宜人類居住的地區,但它在中華大版圖中的地位已遠不及從前。明清時期漢中所出人才也不及以往,漢中科舉考試成績與江南、直隸、四川相差甚遠,因此在中央做高官的人很少,漢中人也就失去了話語權。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著名的大儒方孝孺曾任漢中府學教授(其職位相當于漢中中學校長),親臨講臺,“日與諸生講學不倦。”方孝孺的行為也改變了漢中的學風,使漢中人皆知向學。蜀獻王朱椿聞聽他的賢名,也聘他為家庭教師教授自己的兒子。他的書廬題名“正學”,后世人稱“正學先生”。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及惠帝即位,召方孝孺為翰林侍講。可惜方孝孺在漢中時間太短,對漢中的文化教育事業及社會風氣的改變影響有限。

  明末的社會動蕩及明清之際的朝代更替給漢中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明末由于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官吏貪瀆,爆發了高迎祥、王嘉胤、李自成、張獻忠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這些農民起義雖然打擊了明王朝軍的統治并最終推翻了這個腐朽的王朝。但在這些政治渾噩、素質低下、愚昧野蠻的農民起義領袖的帶領下,農民起義軍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災難更殘酷。張獻忠的隊伍就是一個流動的巨型土匪集團,史書稱之為流寇一點都不夸張。張獻忠集團攻入四川后,對四川人民的戕害令人發指,其殘暴行徑罄竹難書。李自成、張獻忠所部曾數度進入漢中境,清代史學家谷應泰說李自成失敗后張獻忠曾“發兵攻漢中,陷之”。⑵對漢中的破壞可想而知。其后清軍入川清剿張獻忠及剿滅李自成、張獻忠余部時進駐漢中,對漢中百姓也有屠殺。清順治年間吳三桂部駐守漢中,重利盤剝百姓。吳部即將移防云南時,索逋甚急,抓捕債戶妻子、兒女作質抵債,欲帶走,民號泣遍野,慘不忍聞。⑶清康熙年間吳三桂在云南舉兵反清,四川巡撫羅森、陜西提督王輔臣率兵響應,吳三桂部占據漢中。漢中遭遇戰火。經歷明末清初的動蕩、戰亂,漢中城市破敗、田園荒蕪、經濟蕭條、百姓離散。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間,四川境內戰亂頻發,加上災荒、瘟疫不斷,造成四川人口銳減。據考證,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來萬。而比鄰四川漢中也人口銳減,以至于州、縣政府無法完成朝廷所定的稅賦。其后清廷實行的移民政策,即民間所說的“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對漢中經濟的恢復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王朝平定各地叛亂后,實行招徠流民入四川、陜南開墾荒地的政策,并放寬科稅時限,鼓勵農民承租耕地,開墾荒地,地方官府也以相當低廉的地租安置流民復墾。由于漢中地區自然環境相對較為優越,對外地移民有較強的吸引力,外地流民紛紛遷徙到漢江上游的漢中各州縣。“江、廣、黔、川、陜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墾種荒地、架屋數椽,即可安身”⑷。漢中地區人口急劇增加,漢中的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城市貿易得以恢復。
 
  晚清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腐敗、社會最黑暗、人民災難最深重的時期。也是漢中歷史上天災人禍比較多的時期。境內常有農民起義軍與官軍作戰。清嘉慶二年(1797年)到嘉慶七年(1802年),清軍與白蓮教在漢中境內多次作戰。同治元年(1662年)四川農民起義軍鄧天王進軍漢中。同治二年(1663年)太平軍扶王陳得才等部攻入漢中。第二年太平軍撤離漢中后,清政府處理善后時在漢中四門設“四大冢”掩埋死亡軍民尸體。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洋縣人高彥發在縣東南黃老山聚眾起義,知縣張鵬翼率兵圍剿。高彥發等戰敗被俘遭殺害。

  1898年,陜西燕子砭一帶遭到特大水災,清政府撥出一批賑災款,委派天主教漢中教區拔士林主教進行救濟,拔士林購買糧鹽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災民發放。郭西德原本在百姓中臭名昭著,此時又借救災之機,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濟糧來勸民入教。這種歧視性的做法引起了不信天主教的百姓的強烈不滿。郭還利用這個機會,放高利貸,收買農民土地。1900年,年景稍有好轉,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鰲等竟為收回借貸,于夏禾剛剛成熟時,放縱一些無賴教徒在農民田地里搶收小麥、豌豆,引起了廣大農民的義憤,因而時常引起民教沖突,以秀才李榮棟等人為首帶領民眾沖擊教堂,殺死傳教士郭西德及其隨從七八人。事后多人被捕,株連甚廣,李榮棟等六人被官府處死于褒城。清政府還勒令寧強知州給教堂賠款白銀五萬兩,另罰銀四千兩,在燕子砭教堂和燕子砭街上各樹一塊石碑,記述教案經過,表示悔過之意,并停止寧強州文武科舉考試五年。

  據郭鵬先生主編的《漢中地區志》統計從清道光元年(1820年)到清王朝滅亡,較大的自然災害有:道光七年七月,嘉陵江、八渡河、玉帶河三水猛漲,略陽縣城垣房舍俱淹。道光十二年,西鄉縣大雨連旬,牧馬河水暴漲,沖塌縣城南關房舍無數。咸豐元年,洋縣秋霖,二年春,糧價飛漲;七月大水,民房倒塌無數,死傷3000余人。

注釋:
  ⑴見班固《漢書·蕭何曹參傳》。
  ⑵見《明史紀事本末》卷77。
  ⑶見郭鵬主編《漢中地區志》卷36
  ⑷見陳良學《清代移民對陜南的開發》,載《中國漢水流域文化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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